针对几近疯狂的“公务员热”，论者众说纷纭，其中不乏真知灼见。譬如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、“官本位”思想根深蒂固、公职人员权力过大、“80后”群体择业观念存在偏差，等等，都可视作合理的注解。不过无论如何，这其中最根本，同时也是最难消弭的一条原因，还是就业形势太过严峻。

    据不完全统计，2006年全国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，而今年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约1100万人，就业缺口高达1400万人。整个“十一五”期间，全国新增劳动力供给将达5000万人，其中普通高校毕业生将多达2500万人。经济学家胡鞍钢认为，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，就是高失业所带来的挑战。

    不带偏见地说，在中国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，高强度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，加之经济结构调整、社会制度变迁、人口峰值逼近，一切的一切，统统指向一个必然的选择，即中国必须尽早实现由“增长导向”向“就业导向”的转变。否则，因为就业问题存在显而易见的滞后效应，失业率攀升后很难下降，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将为此遭受持续冲击。

    经济增长只是就业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。上世纪80年代，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.3%，就业增长率为3.0%，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.323，属于“高增长、高就业”模式。但此后，GDP增长对就业拉动越来越小(有的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)，2005年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仅为0.08，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，带动的就业增加量只有63万人。

    在供给状况很难出现大的转变的情况下，宏观经济政策应该立足于就业优先进行调整。譬如说，从1998年开始，中央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明显扩张性，旨在刺激消费、推动投资，但对就业拉动并无显著效果。

    我们从国债投放的行业顺序来看，排在前列的交通、通信、电力等行业，其实都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行业；再来看货币政策，在本轮宏观调控开始之前，利率走势基本处于下行通道。由于资本价格过低，中国不正常地出现了劳动力反而相对昂贵的局面，反映在实体经济中，即呈现出资本替代劳动力的倾向。再加上信贷投放过于集中在国有企业，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，近年来提供了70%以上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非公部门屡屡受制于资金瓶颈。

    国际经验表明，国家在战略目标上的选择不同，导致宏观调控手段、力度上的显著差异，其结果也是截然不同的。所以，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，鉴于人口众多而资本短缺的基本国情，中国必须选择就业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。各级政府应当把创造就业机会、扩大就业规模作为首要发展目标。就业政策应该成为经济、社会政策中最主要的考量。

    刚刚结束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，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，到2020年实现社会就业比较充分。这一目标和部署，适时、适地、适当地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，自觉按规律办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，我们对此满怀期待。